首页

加入收藏

您现在的位置 : 首页 > 休闲娱乐

历史如何选择了李同志

时间:12-08 来源:休闲娱乐 访问次数:48

历史如何选择了李同志

    ❶  1903年,英国历史学家约翰·伯里在担任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时,提出历史学研究应当摆脱旧的研究范式与写作形式,建立在科学而不是伦理的基础之上。他呼吁道:我们应当让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。  伯里提及的“陈旧的研究范式与写作形式”,就是自19世纪麦考莱发表《英国史》以来,统治了近现代历史学约150年的:  辉格史观(Whig historiography)。  该学说的研究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:  历史研究应该、且永远应该以现在为参照系,站在当下研究过去。  例如在他们看来,英国宪政的确立过程中,主张限制王权的辉格派(Whig)战胜了拥护专制的托利派(Tory),最终确立了更“优秀”的议会体系,进而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。因而辉格党的胜利是一场“先进对落后的胜利”。自然,坚守光荣传统的辉格党领袖丹比伯爵是一个“进步者”,查理二世就成了历史的“绊脚石”。  按照辉格史观的理解,人类的历史,就是在英雄人物的领导下,好人战胜坏人、进步阵容战胜反对阵容的:  简单化的进步史。  辉格史观的发展,离不开约翰·洛克、大卫·休谟等哲学家的“思维认证”,以及1830年辉格党领袖格雷出任英国首相的历史事件——前者为辉格史观提供了理论背书,后者让辉格史观成为官方钦定的显学,并先后出现了亨利·哈兰、托马斯·麦考莱、乔治·屈维廉等业内巨擘。  当然,让辉格史观长盛不衰的,还是其独特的叙事手法与…文学价值。  以“英国最后一位辉格史学家”乔治·屈维廉为例,他他曾公开宣布:历史学家应当坚持让大家喜闻乐见且有文学气息的研究传统。  屈维廉的学术著作《安妮女王统治下的英国》文笔极佳,该书预设了“光荣革命”以来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对立斗争轴线,徐徐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副英国政治发展的画卷——根据书中叙述,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,源于狡诈多端的乔治三世最终被明智宽容、不屈不挠的辉格党人所挫败。  毫不夸张地说,这种学术论文对于历史学的门外汉具有莫大的吸引力,相当于20年前,半吊子清史爱好者力捧二月河先生的“帝王三部曲”,“人性化”拆解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一样。  所不同的是,历史学家不会拿着《康熙王朝》、《雍正王朝》当研究成果,而辉格史学家则自然而然地:当真了。    辉格史观的问题出在哪里?  首先,辉格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演化时,往往站在当代(即历史的成功者一方),根据结果来组织、选取历史叙事。但即使是被锚定的“当代”,其实也经常发生变化,“基于现实的判定”往往使得辉格派陷入逻辑矛盾。  我们假设,有一位出生于1900年的印度辉格派历史学家,他毕生的研究课题是“如何评价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”。考虑到1947年独立前,英国对印度进行了长达190年的有效统治,因而这位学者前期的观点必然是:英国人打破了长期以来当地土邦割据的乱象,促进了印度各地物资、文化、人口的流通,初步建立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印度…  但在1947年后,他又必须基于现实,把学术结论纠正为:英国殖民者压制了印度民族意识的觉醒,使印度长期沦落为原料产地与产品倾销地,让南亚次大陆的发展滞后了100年…  这种错愕的反差,足以让该辉格史学家崩溃。  更难顶的是,辉格史学将历史划分为“进步阵营”和“反对阵营”,把历史人物进行“非黑即白式”的两分法,在戏剧化的历史叙事中进行道德审判。  例如在辉格化科学史研究中,哥白尼、布鲁诺等进步人物必然与顽冥不化的教会势不两立,他们故意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:在当时,教会系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聚集地,哥白尼是修士,布鲁诺是僧侣。他们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,离不开教会中好友的研讨——离开教会,也找不到懂拉丁文、几何学、物理学的同道中人啊。  不知道在“科学好,教会坏”的批判声中,哥白尼等人有什么样的感受?  ❷  辉格史学的成功,是建立在迎合众人“非好即坏”观念下的取巧。它向大众兜售的逻辑是:  1,所有人都有善良、勇敢的品质,历史人物A也有,所以A是一个好人;  2,好人A的所作所为,必然是进步的,是“好”的;  3,A的“好”行为必然导致“好”结果,这一结果对当下必然有利。  4,所以可以根据如今的结果,臧否历史人物。  按照这个逻辑,李同志在燃油税费改革、医疗体制改革、保障性安居工程、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,以及棚改、创业、互联网金融的尝试中,留下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,自然就会导致不同看法。  这样的评价逻辑,至少是不公允的。  这里以“保障性安居工程”为例,予以简短说明。  在离开辽宁、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,李同志敲定了工矿棚户区改造计划,为此他先后视察了30个城市的廉租房、经济适用房和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,召开近10次专题会议。  从计划公布起,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很大。有人质疑“该不该搞有产权的保障房”,有人认为“工程目标太大,超出了地方政府财力”。  李同志在多个场合提及2011年在内蒙古包头北梁棚户区时,了解到900余位当地居民共用一个旱厕的情况。他反复强调:  我们不能让城市这边高楼大厦,那边棚户连片;这边霓虹闪烁,那边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。  甚至于在考察太原市小北关棚户区时,李同志掷地有声地表示:我自己就是在棚户区成长起来的,深知你们的艰辛…(回头对陪同的部长说)你们看见了吧,老百姓还住在这样的环境里,中国要做的事还多着呢!  在一片“不理解”的议论声中,众多棚改区居民把保障性安居工程称为一项:  德政。    (李同志在太原市小北关棚户区考察)  戏剧性的是,在见识到棚改对扩内需、调结构、转方式、刺激消费…的诸多影响后,原先持怀疑态度的有关部门及各路媒体纷纷跟进,并在棚改过程中无师自通地开启了“协议拆迁”、“商业化棚改”,以及不安排产权调换(只允许被征收人领取购房券)、强刺激当地楼市的:  房票制度。  这是李同志万万没有想到的。  在某次会议上,李同志强调:我们一直说投资是经济发展的“三驾马车”之一,但有效投资才是…用于棚户区改造上的投资,必须是改善公共产品的有效投资。  可见,历史事件往往是特定环境下不同人群之间博弈互动的结果,它是历史自选择的产物,而不是某个个人活动的结果。  因此,对于李同志交出的成绩单,不应该只看其效果,还应当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,以及更广阔的个人经历及时代背景。  ❸  2014年12月,中国政府网、《人民日报》等媒体全文转载了《博客天下》杂志的封面文章《破壁者李克强》。这篇长达12000余字的报道认为,李同志“很像是一个冷静而坚硬的破壁者、拆墙人”:历史上所有经济下行期做减法的改革,都很容易被人指责为力度不够和无所作为,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一件冒风险的事。 在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前提之下,李克强这一年努力清理各领域当中的束缚和桎梏,推进中国和各国的贸易合作,去各国推销中国的装备制造。对国内,他致力于拆除各省市之间的贸易壁垒、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之墙。    而在部分媒体看来,李同志不但善于拆除原有壁垒,还善于修剪枝蔓、把握方向。  相对而言,李同志在地方的施为,反而让人印象深刻。也许在很多时候,不是“有多大锅,造多少饭”,而是“有多少米,煮多少饭”。    在上一篇文章《》中,我提及李同志写到:纯真而不欠闻达,善良而不失坚强,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,又溶化于社会之中,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的共同追求。    这事儿有后续了。  根据北大校友回忆与追踪,这是李同志在毕业前夕,写给班上年龄最小的宋健同学的离别赠言。  而宋健同学在毕业后,被分配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,成为该院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位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。此后,宋健同学一直在此单位工作,直到2016年退休。    (宋健同志在工作中)  在某些人看来,宋同学的工作生涯似乎并未达到社会的预期,因为她从一线做起,最后“仅仅”是以江苏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副巡视员、知识产权庭庭长的身份退休,说白了就是个:正处级干部。  但其实,宋同学的工作受到了业内高度评价:在2012年宋健入选全国首批“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”; 2014年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“全国审判业务专家”; 先后两次被聘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; 入选中国知识产权杂志“2018年度中国知识产权影响力人物”  也就是说,宋同学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深度耕耘,践行了李同志留言中的期许:  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,又溶化于社会之中。  地球人都知道,在1982年毕业前夕,李同志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,并筹划前往美国深造。只不过在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的挽留下,他最终选择了另一条路,担任了北大团委书记。  可以想象,如果不是人生路上的这一选择,李同志大概率会如宋同学一般,成为一名踏踏实实的法律专家。  有高于尘俗的志气、融入社会的胆气、改造世界的勇气,还有纯粹的为人底气…那时候的年轻人,真好啊!  只不过,历史选择了李同志,而他也没有辜负历史。  这是一代人的共同追求,也是一代人的共同归宿。  唐诗《梅花坞》曰:  冻蕊凝香色艳新,小山深坞伴幽人。  知君有意凌寒色,羞共千花一样春。

本信息由网络用户发布,本站只提供信息展示,内容详情请与官方联系确认。

标签 : 休闲娱乐